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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時期的京城文學生態
來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顏子楠  2021年01月15日07:51

摘要:乾隆時期的京城,由於皇家重視對於文學風尚的引領,御製詩文的接受範圍與程度都達到了頂峯,其影響力也滲入了在京官員的別集之中。皇家的引領伴隨着對於文學觀念、品評標準和具體內容的相應規範。為了貫徹這些規範,皇帝不僅推舉出一些"代言人",還會親自介入科舉考試以求達到更為直接的效果。身處京城的下級士人對於皇家的引領表現出了相當主動的追隨姿態,同時為"盛世"與"隱逸"這兩個概念提供了折中的闡釋。在乾隆時期的京城,皇家權力左右了文學的發展,而各個階層趨向"文治"的共同主動性是這一文學狀況產生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乾隆;御製詩文;試律詩;張鵬翀;塞爾赫;祝維誥;博學鴻詞

有清一代,在經歷了康熙的開疆拓土和雍正的政治改革之後,乾隆時期的經濟繁榮、政局穩定,朝廷有餘力關注文學與文化的發展。乾隆皇帝“稽古右文”,大力推行文治政策,自上而下地促進了學術繁榮,尤其是《四庫全書》的編纂被認為是乾隆朝文治的極致。同時,文治政策對於士人思想的鉗制也表現得較為明顯,乾隆中後期大量文字獄的集中出現正是這一政策所引發的負面效果。

從時間的角度縱觀清代文化政策的演變,乾隆時期是文治最為盛行的階段,尤其乾隆皇帝“挾九五之尊的話語優勢將自己的文藝趣味廣播於臣僚士民”;從空間的角度觀察,皇帝所處的京城則是文治政策貫徹得最為徹底的地方,並不像江南地區能夠保持相對獨立的文化氛圍。不過,乾隆時期的文治或許並不應該被簡單地理解成為由上至下的單向輸出;那些身處京城的官僚、士人在面對文治政策時往往並不是被動地接受,反而是積極的認同和主動的參與。在這一時期的京城,不同階層的文人對於朝廷的文化引領有着各自的考量,進而引發了一系列極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呈現出了一個相對複雜而立體的京城文學生態。

一、 被引領的風尚:御製文學的接受範圍與程度

對於乾隆皇帝而言,文學創作原本只是意味着學習與休閒,這在他皇子時期所撰寫的《樂善堂全集》序文中便有所體現。繼位之後,他將文學創作行為定位於“文治”的框架之下,尤其強調了:

其間天時農事之宜,蒞朝將祀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紀其梗概,積至今以數千百首計矣。而較晴量雨,憫農疾苦之作為多,觀其詩可以知憂勞而驗今昔。

乾隆將文學創作與“記錄皇帝行為”與“反思國家治理”這兩個概念相聯繫,這不僅將他的寫詩行為合理化,更強調了御製詩文的存在超越了其個人層面和文學層面的意義。

在乾隆朝,這種超越個人和文學層面的闡釋一直都是朝廷所提倡的主流思想。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闡釋被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進一步地強化,最終將御製詩文的創作演繹到了協調政治、究極學術、契合天理的層次。譬如乾隆十四年(1749),當《御製詩初集》完成時,蔣溥提到:

臣日侍內廷,親見我皇上萬幾餘暇,發為篇章,陶鑄《典》《謨》,扢揚《雅》《頌》。縱合天下之文人學士,精騖心遊,有不能臻斯境於萬一者,蓋由皇上以浚哲之姿,加健行之學,見理至精,涵養至熟,是以興集毫端,意超物表,化工在手,萬象從心,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實治道之同符也。

又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當《御製詩三集》完成時,錢陳羣認為:

至若思精體大,詞各備夫《雅》《頌》《風》《謡》;言約義賅,旨實貫乎《典》《謨》《訓》《誥》。下逮一人物之參訂,一名勝之考稽,即景言懐,諏風書實,亦必盡甄陶之趣,殫墳典之微,蓋無不發前人所未發,而獨標妙藴扵天成者,誠千古詩學之極軌已。

最後在乾隆六十年(1795),當《御製詩五集》完成時,負責編修的王傑、董誥、彭元瑞等人強調:

夫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經緯天地之謂文。綜皇上五集之詩,真足經緯天地,而皆德之所發皇,福之所徵應,不敢僅以詩言。

從“治道之同符”到“詩學之極軌”,最終到“經緯天地之謂文”——如此的闡釋,一方面,這其中必定包含有臣子對於皇帝的刻意吹捧,另一方面,這確實是當時一種思想風潮的體現。儘管這種思想在文學史上並不罕見,但在乾隆朝,這種文治思想能夠被皇帝及其臣子們在文學實踐中真正地貫徹下去。

從創作實踐來看,乾隆一生留下了超過四萬三千首御製詩,如此不合常理的巨大數目是不應該用“乾隆喜好寫詩”的個體特殊性來進行解釋的。御製詩所具備的引領作用才是乾隆皇帝進行文學創作的核心動力;而御製詩之所以能夠具備引領作用,正是因為在“治道”、“詩學”、“經緯天地”方面的意義。也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闡釋,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才能具備足夠的合法性——在歷史上屢屢出現的、文學創作與治理國家的矛盾被徹底消解,乾隆皇帝不會因為沉浸於詩文而遭到後世的批評(譬如南唐後主李煜)。

從現在可以觀察到的種種跡象表明,御製詩文在當時有着巨大的讀者羣體來接受其在“治道”、“詩學”、“經緯天地”方面所起到的引領作用,而且乾隆皇帝以及他的臣子們也在儘可能地擴大御製詩文的影響範圍。首先,《乾隆朝實錄》中屢有將《御製詩文集》頒賜臣子的記錄,浙江學政錢維城甚至“請敕發《御製詩初集》、《二集》、《御製文初集》各一部,交直省布政司,照頒發經書例,一體刊行。”然而,《御製詩文集》具體刊印的數量卻很難判斷;假設全國各地都將《御製詩文集》“照頒發經書例”刊發的話,那很可能每一位士人都會有接觸《御製詩文集》的機會。其次,鑑於將《御製詩文集》整本刊印的成本可能會偏高,且無法讓普通士人人手一部,在當時或許還存在某種將單篇或數篇御製詩文即時下發的機制,譬如利用邸報或明發上諭的方式,同時附上御製詩文——這樣一來,閲讀的人羣會更加拓展。再次,將御製詩文刻於石碑之上,或是抄錄於繪畫之上,甚至是雕刻於各種藝術品之上,也都是較為常見的,而且這些傳播御製詩的方式往往是針對後世的讀者羣體的而設計的。

除了以上三種較為直接的方式,還有三種相對間接的擴大御製詩文影響範圍的方式。其一,自康熙朝以降,皇家主持的修書工程就不曾斷絕。《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對於清代文化史的影響已經成為了學界的共識;除了這些大型工程,大量以“欽定”、“御定”、“御選”字樣為題的書籍也是皇家修書工程的重要成果。譬如,於乾隆元年(1736)編定的《欽定四書文》,三年(1738)編定的《御選唐宋文醇》,十二年(1747)編定的《皇清文穎》,十五年(1750)編定的《御選唐宋詩醇》,也都意味着皇家決心在文學領域內建立最具權威性的話語權。

其二,皇家主持編纂的圖書往往會突出皇帝御製詩文的重要性。這些圖書有時會設立“卷首”部分,收錄皇帝下令修書的諭旨以及臣子奏請修書的奏摺。更具乾隆朝特色的是,“卷首”部分務必要收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所作的、與該書相關的御製詩文。例如,《皇清文穎》總共一百二十四卷,其中前二十四卷都被歸為“卷首”部分,“卷首一”至“卷首六”收錄了康熙皇帝的作品,“卷首七”至“卷首十”收錄了雍正皇帝的作品,從“卷首十一”開始的十四卷則全是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文。這種在“卷首”收錄御製詩文的編纂特點,在乾隆朝編訂的史部地理類文獻中反映得更加清晰:《欽定熱河志》、《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欽定盛京通志》、《欽定河源紀略》、《海塘錄》、《欽定盤山志》、《西湖志纂》,等等,都採取了類似的編纂體例,在開卷處專門闢有一部分收錄御製詩文。從擴大讀者羣體的角度來看,以上這些“欽定”的地理著作都成為了乾隆皇帝《御製詩文集》的延伸。

其三,也是比較具有乾隆朝特色的情況,是御製詩文的影響“滲入”在京任職官員的詩文別集的現象。由於乾隆時期皇帝主導的文學活動的增加,同時伴隨着御製詩歌數量的激增,大多數在京任職的高級官僚都有機會直接接觸到皇帝的作品,尤其是那些翰林院出身的文學侍從。朝廷中諸多的詩歌唱和活動促使臣子們創作了大量以“恭和御製”為題的唱和之作。臣子們優秀的唱和詩篇會被官方記錄下來,並統一整理出版,例如《皇清文穎》和嘉慶時期的《皇清文穎續編》;當然,也有大量的“恭和”詩作是被官員們自己保存下來的,而且這些私人保留的詩歌作品與官方記錄中的文本是有一定差異的。此外,臣子們還會主動創作以“恭紀”為題的作品,一般是記錄並讚美皇帝完成了某個事件。這些“恭紀”詩作有一小部分會被官方收集整理,但大部分也是留存在臣子們的別集中的。最後,傳統的“應制”詩作在乾隆朝依舊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與翰林院的“館課詩”慣例,以及科舉考試中再次加入“試律詩”一事都有着密切的聯繫。如此一來,很多高級官僚的詩集中便充斥着“恭和”、“恭紀”、“應制”之作,譬如沈德潛、錢陳羣、錢載等人。

更為耐人尋味的問題是,官僚們採用何種方式將“恭和”、“恭紀”、“應制”之作收入別集。一般看來,詩文別集無非是按體裁分卷或是按時間分卷兩種基本方式。以這兩種方式編排的詩文別集,其中“恭和”、“恭紀”、“應制”之作與其他作品是混雜在一起的。但在乾隆時期,還有很多京城的官員採取了另外一種做法,即把“恭和”、“恭紀”、“應制”之作集中起來,放置在詩集的“卷首”、詩集的前幾卷,或者是抽出來單獨成卷或成集。例如,程晉芳的《勉行堂集》和顧宗泰的《月滿樓詩文集》都是把與皇帝相關的作品放入了“卷首”;塞爾赫的《曉亭詩鈔》卷一題為《春雪集》,所收錄的都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唱和、紀恩之作;鄭虎文《吞松閣集》的前兩卷,裘曰修《裘文達公詩集》的前四卷,邵晉涵《南江文鈔》的前四卷也都是與皇帝相關的作品。又如,李中簡的《嘉樹山房詩集》十八卷之前,單設有捲上卷下,定名為“應制”;劉鳳誥的《存悔齋集》存詩十一卷,前兩卷定名為“經進詩”;紀昀的《紀文達公遺集》存詩十六卷,前八卷定名為“御覽詩”。更有甚者,乾隆元年(1736)博學鴻詞科的第一名劉綸,其集分為《繩庵內集》十六卷和《繩庵外集》八卷——《內集》中不同文體的作品全是與皇帝相關的,而《外集》才是相對私人化的著述;無獨有偶,乾隆二年進士(1737)周煌《海山存稿》二十卷,前八卷為《內集》,都是“恭和”、“恭紀”、“應制”之類的作品,後十二卷才是相對私人化一些的《外集》。以上列舉的這些作者都曾長時間在京城任職,因此他們才形成了這種將與皇帝有關的作品單列成卷的習慣;相比之下,在外地任職的官員在出版別集時似乎並非如此。這一編排習慣實際上暗示着,在這些官員的內心,多少都是假定了皇帝一定會是他們作品的讀者,甚至是他們作品的唯一讀者。

高級官僚與皇帝詩歌唱和,並將唱和的作品留存在自己的詩文別集中,這種行為不僅僅間接地擴大了皇帝詩文作品的能見度,同時也更加強化了御製文學在整個文壇的引領效果。不過,“皇帝是自己作品讀者”的意識在實踐層面上必定會抑制官員們在文學創造時的多樣化趨勢,以及在文學品評時的多元化取向——這也就是京城文學的另一個特點,即由於皇家對於文學風尚的引領,相對單一的文學觀念逐漸被推廣,而皇家品評標準的權威性也在推廣的過程中被普遍接受。

二、被貫徹的規範:“代言人”與京城文學的侷限

皇家對於文學風尚的引領,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三個層面:首先是將文學觀念從道德與政治的角度進行更具體化的構建;其次是通過推舉“代言人”以確立皇家品評標準的權威性;最後是在文學創作的具體內容上進行一定的限制。在文學觀念層面,“文以載道”這一傳統命題被乾隆皇帝所提倡,譬如乾隆四十年(1775)有《題宋版韓昌黎文集》一詩:

載道惟文語不磨,齊昌黎者更伊何。唐家制度傳垂露,宋氏槧鉛存擘窠。真是起衰空八代,弗慚濟溺息千波。言宜長短因氣盛,玩味多年受益多。

乾隆皇帝對於韓愈文道觀念的認同,得益於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此詩中“言宜長短因氣盛”一句指的便是其師蔡世遠。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皇帝作《懷舊詩》二十三首,其中《三先生》三首之一是追憶蔡世遠的,該詩題下有小序:

所從之師雖多,而得力於讀書之用,莫如聞之先生。先生名世遠,漳之宿儒也,由康熙己丑翰林,歷官禮部侍郎。皇考命入尚書房授讀,餘時學為古文,先生謂“當以昌黎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載道,氣盛可以達辭,至今作文資其益。所著有《二希堂集》,嘗為之序;淵源所自,從可知矣。

由於皇帝很早便接受、且明確地提倡“文以載道”的觀念,“文以載道”也就成為了乾隆朝最高的、甚至是唯一合理的文學觀念。在進行具體的文學創作時,乾隆皇帝的詩歌作品在內容上有着很強的自我約束的傾向,譬如他自稱“不為風雲月露之辭”,“餘詩中不喜言酒”,“志言要歸正,麗句卻須刪”,等等。而當皇帝的文學觀念與自我約束傳達到其臣僚之間,那些在京城任職的高級官僚的詩歌作品中也呈現了類似的自我約束傾向;而當時人所寫的序文,也大多圍繞着“文以載道”、“詩教”、“雅正”等偏重於思想性(而非藝術性)的概念進行闡發。正如嚴迪昌總結的那樣:

……“清雅”、“醇正”之風正盪滌或消解被視為不合“指歸”的一切變徵變雅之調。由雍正朝進入乾隆“十全”盛世後,這種趨勢走向在更為嚴酷的文字獄的威劫下,以及一大批新一代更能體察聖意的文學侍從、鄉會試考官、學政督使甚至封疆大吏的八面鼓動導揚中、進一步得到推動。

在文學的品評標準層面,皇家往往需要通過推舉特定的代言人才能夠在臣僚之間建立其權威性。在乾隆朝,最為知名的代言人是沈德潛。但貫穿乾隆一朝,至少有三十多位文學侍從都在履行着相同的職責,只是沈德潛的詩學成就最高,生平經歷最具有戲劇性,因此被後人談論得較多。實際上,與沈德潛同時的,還有兩位“欽定”的代言人也在當時的京城詩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然而現有的研究卻很少提及:張鵬翀與愛新覺羅塞爾赫。

張鵬翀號南華山人,早在雍正五年(1727)進士及第,後入翰林院,最終升至詹事府詹事。張鵬翀天資甚高,《清史稿》中有“天才超邁,詩畫皆援筆立就”,“畫無師承,自然入古”的記載。按照史貽直的説法,張鵬翀“為童子時即以詩名噪吳下”;胡天遊則提到,張鵬翀“於宮中稱翰林之詩首也。”張鵬翀的發跡是在乾隆七年(1742)二月,比沈德潛還要早四個月。二月二十八日,張鵬翀向皇帝進呈其畫作《春林澹靄圖》,畫上有六首《紀恩詩》。進呈後,張鵬翀在宮門等候;不久,乾隆皇帝即用張鵬翀詩韻和詩六首作為回覆——這可能是清朝第一次出現“君和臣詩”的現象。見到皇帝的和詩,張鵬翀在宮門立刻作和詩六首進呈,又得到了皇帝的嘉獎;甚至在從皇城回家的途中,張鵬翀再一次和詩六首以紀恩。此次“君和臣詩”被視為對翰林詞臣的最高禮遇,在京城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多達五十七位在京官員創作和詩讚美此事,其中不乏在當時地位高於張鵬翀的官僚,例如內閣學士錢陳羣、兵部侍郎汪由敦、吏部侍郎蔣溥,等等,當時任職編修的沈德潛亦在其中。這些唱和的作品被統一收集起來,歸為《金蓮榮遇集》與《金蓮榮遇二集》。

塞爾赫字曉亭,是愛新覺羅宗室近支。雖然曾任職倉場侍郎、工部侍郎、大理寺卿等職務,但在文學方面似乎沒有特別的建樹。直到乾隆九年(1744),皇帝來到翰林院與詞臣宴飲賦詩;按規矩,非翰林出身的官員,無論其爵位官位多高也沒有資格參加,但是乾隆特命時任內閣學士的塞爾赫參加。乾隆十年(1745),皇帝大宴瀛台,又給與了塞爾赫同樣的禮遇。如此一來,塞爾赫陡然便成為了京城中最具影響力的詞臣,在京官員也都主動寫詩讚美塞爾赫的成就和恩遇,甚至連乾隆皇帝的二十一叔允禧都寫下了“恩逾頒翠錦,榮過撤金蓮。異數驚難遇,隆施感特鐫”之語。而當沈德潛為《薩魯望集》作序時,也曾言及“北地得晤三詩人,首數曉亭,次為英夢堂(英廉)與薩魯望(薩哈岱)”,由此亦可想見塞爾赫當時在京城詩壇的顯赫地位。

如果結合張鵬翀和塞爾赫,以及沈德潛的發跡過程來看,乾隆皇帝對於文學代言人的選擇很可能是非常偶然且隨意的。但代言人被其他臣僚讚美,在文壇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則是一種出於臣僚認同皇權的心理而導致的必然現象。這也就是説,代言人在文壇成為典範,不僅僅需要皇帝的推舉,也需要這些臣僚具有“自主性”的幫襯與宣揚。對於皇帝而言,臣僚的幫襯與宣揚驗證了皇家文學品評標準的正確性和權威性,代表着文治政策產生了正面的效果;對於臣僚而言,認同皇帝的推舉,不僅僅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也暗示着他們在期待着同樣的恩遇。如此一來,皇帝的意志與臣僚的認同應當被看作是在確立皇家品評標準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君臣默契——正是這種默契逐漸形成了慣例,而慣例的延續則必然有助於皇家品評標準的強化。

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內容層面,身為皇帝的代言人,文學侍從的作品自然會與其平時的創作不同,甚至需要掩飾其平時所展現出的不適合其代言人身份的作品。在這方面顯現得最為突出的便是沈德潛了。在沈德潛發跡之前,他的詩文集中不乏反映民生、抨擊官吏的作品,譬如在《制府來》中,他直白地寫下了“破得百家產,搏得制府歡,制府之樂千萬年”;在《漢將行》中,他寫道“功成早辦藏弓意,只有浮家范蠡知。”關於這兩首詩的闡釋,前者被認為是譏諷康熙朝的兩江總督噶禮,後者被解讀為大膽地諷刺年羹堯和雍正皇帝。與此類似的例子在沈德潛於康雍時期出版的詩集中還有不少;但在乾隆朝,尤其是在被皇帝賞識之後,沈德潛在京任職的十年中則完全沒有寫過類似的作品。直到沈德潛休致回鄉之後,在乾隆皇帝“功稱德頌曾何益,吏習民艱要並陳”的鼓勵下,他才再次開始撰寫一些與民生相關的篇章,譬如乾隆二十年(1755)所作的《水災》、《蟲災》、《風災》、《霜災》組詩,不過其組詩的主旨還是在從災害的嚴酷引申出對皇帝的讚頌,例如“我慰愚民爾無苦,聖人仁覆天同溥,即看賑卹周我土”之類。沈德潛的例子在乾隆時期的京城文壇並不是一個孤例——京城詩歌中以反映民生疾苦為主旨的作品是相當少的。當然,鑑於清代文獻的巨大數量,到底有多少題材在京城的文學創作中是不被允許的,還有待於更多的個案研究來進行驗證。

從皇帝的立場來看,文學代言人所能影響的範圍大致是在臣僚之間,但是對於更低階層士人的影響究竟能到何種程度,畢竟還是不太清晰的。因此,乾隆皇帝找到了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來規範底層士人:科舉考試中的試律詩。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決定在科舉考試中增加試律詩,即“嗣後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二十三年(1758),“嗣後歲試減去書藝一篇,用一書一經;科試減去經義一篇,用一書一策。不論春夏秋冬,俱增試律詩一首,酌定五言六韻。”如此一來,試律詩成為了各級考試的必備科目,是底層士人必須掌握的文學技能;試律詩創作的好壞甚至與能否獲取鄉試資格相掛鈎。

更為特殊的狀況是,乾隆皇帝不僅僅設立了試律詩考試的制度,甚至還積極地介入到考試之中。梁章鉅曾言及,“唐人試律之題皆考官所命,而本朝會試及順天鄉試試律各題悉由欽命,至有軼出四部書之外者,如‘燈右觀書’、‘南坍北漲’等題是也。”儘管御製命題已經是在直接地影響考試,但乾隆皇帝對於自己的命題還要親自作答,也就是在考試後按試題再創作排律一首。乾隆皇帝在幾乎所有的特科、恩科、會試、順天鄉試中,都做到了“自命題、自答題”,這應該是中國文學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儘管不排除此種行為的背後是皇帝與普通士子們同場競技的競爭心態,但整體而言,皇帝還是在這些自答詩中擺出了引領者的姿態——皇帝大多采用教諭的口吻,對詩歌命題的解讀也都是以正統的儒家經典闡釋為依託的,且其中夾雜着一部分考據的內容。如此一來,皇帝的自答詩必然會成為士子們的“標準答案”,《御製詩集》或許也變成了士子們學習試律詩時的必備參考書籍。通過這一方式,皇家在文學創作的內容層面的影響能夠直接到達底層士人,甚至要比樹立文學代言人的方式更為有效。

總而言之,以上涉及的皇家對於文學風尚引領的三個具體層面(文學觀念、品評標準、創作內容),實際上都是在儘可能地縮小文人的視野,收束文學闡釋的空間,將文學所能容納的範圍劃定在皇家意願所能容納的範圍之內。身處京城的高級官僚對於這種愈發侷限的文學風尚似乎並未表現出任何反感,甚至是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然而對於身處京城的下級士人而言,當他們面對這樣的文學風尚時,他們思考的重點又在何處呢?

三、被認同的決策:京城下級士人的進退與妥協

清史學者已經明確指出,社會流動性的問題在清代中後期愈發明顯。由於政府職位的數量限制無法滿足日益膨脹的士人羣體,大量的底層士人就不能在官僚體系中順利地晉升,他們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一些附着於官僚體系的職業作為人生的目標,譬如幕僚、塾師、書院山長、職業作家等等。然而,歷史學研究大多關注的是制度、人口等因素的變化與士人階層的整體選擇傾向,暫時還沒有太多采用“微歷史”的視角去觀察作為個體的底層士人在何種狀況下如何做出具體的選擇,以及他們當時的心態。

在乾隆時期的北京,皇家對於文學風尚引領的決心引發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活動,因此造就了底層士人新的生活方式。在這些文化活動之中,最具有代表性且具有對比意義的,便是乾隆初年舉行的博學鴻詞科考試。此前,康熙十八年(1679)舉行的己未博學鴻詞科,總共有一百五十四人受到推薦參加考試,其中約三分之一受到在考試後得到了皇帝的任命,包括當時著名的“四大布衣”。而乾隆元年(1736)舉行的丙辰博學鴻詞科,約一百七十餘人蔘加考試,僅有十五人在考試後被授予官職;第二年補試後,通過考試總人數也只是多增加了四人。商衍鎏認為,康熙己未科“當日慎重將事,虛公延訪,一時名儒碩彥,網羅殆盡矣”;而乾隆丙辰科則是因為“張廷玉主試事,託慎重之名,苛繩隘取”,以至於當時真正有才華的學者都未能入選,因此“頗失士林之望”。

關於乾隆丙辰中式之人,現在已有研究在嘗試證明這些人物並非之前所想象的“平庸之輩”。然而那些落第之人還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甚至“頗失士林之望”的議題,作為一個默認的現象,也無人提出不同的見解。然而,乾隆丙辰科之後,士人之間產生的某種文學行為似乎可以給這一議題帶來新的理解。

乾隆丙辰科共有五項考試內容,其中有《五六天地之中合賦》一篇和《賦得山雞舞鏡》七言排律一首。那些丙辰科中式的考生在出版個人別集時,一般都會把這兩篇作品(或是其中一篇)收入集中,譬如劉綸、陳兆侖、夏之蓉、杭世駿等人。同時,官修的《皇清文穎》也選錄了中式之人的作品。由此可見,這兩篇作品對於中式的考生而言,自然是榮譽的象徵。

此外,當時不少丙辰科落選者的詩文別集中也都收錄了這兩篇作品,譬如屈復、吳龍見、馬榮祖、魯曾煜、李紘、劉自潔等人。杭世駿《詞科餘話》卷五也收錄有幾篇落選者所作的試賦和試律詩。儘管落選往往意味着作品水平的欠缺,但落第之人依然將試賦或試律詩收入集中,這暗示着被推薦參與博學鴻詞一事也已經足夠讓他們誇耀一生了;換言之:

是科(乾隆丙辰)取才之意,頗與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內不但以入彀者為榮,即應試報罷之人,亦享高名於世。

這樣一來,試賦或試律詩本身的文學水平不再重要,其象徵意義反而超越了文本意義,成為了這些落選者的關注重點。

然而,當時有些並未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的士人,也會去“擬作”試賦或試律詩。其中比較特殊的是秀水祝維誥,因為他確實受到推薦參加博學鴻詞考試,但在考試之前,他卻因為其保舉人不符合推薦的資格,因而被拒絕參加考試。不過,祝維誥私下裏依然按照考題擬作了試律詩。除祝維誥之外,按杭世駿的記載,還有大量與此次考試無關的士人也都撰寫了擬作,譬如已經擁有了官職的全祖望、張鵬翀、李重華、鄒升恆、趙大鯨、張照等人,而盧秉純竟然一氣創作了十篇《擬山雞舞鏡》;布衣百姓甚至也參與了擬作行為,譬如翟灝於乾隆三年(1738)來京時,向杭世駿展示了一篇試賦的擬作。考慮到清代文獻的巨大數量,杭世駿的記載很可能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在當時的京城,擬作博學鴻詞科的試題或許已經成為了一種流行的文學活動,更深入的文獻發掘應該能夠證實這一現象。

按照以上發現,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頗失士林之望”的議題似乎還有可以進一步探討的餘地。既然中式和落第的士人都嘗試着保留考試時的作品,那就意味着,作品本身所具備的象徵意義是高於其文本意義的。至於那些並未參加考試的士人也在嘗試“擬作”,則正是表達了他們對於朝廷文學引領的贊同。這也就進一步證明,朝廷舉辦博學鴻詞科一事,在士人心中畢竟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由於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中式人數太少,因此一些落第的士人進入了達官貴人的幕府——此事在《霞外攈屑》中的“幕友”條下有較詳細的論述。成為貴人的幕友,一方面佐證了職位空缺不足導致大量士人入幕的歷史判斷;但另一方面,士人作為單獨存在的個體,是否真的都最終選擇以幕友的身份終其一生?士人選擇擔任幕友,會不會僅僅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他們最終的追求到底是什麼?以上這些問題恐怕還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得到更為確定的結論,但初步的觀察是,身處京城的幕友或許多少還是寄希望於最終能夠進入仕途的。

以前文出現過的祝維誥為例,他在博學鴻詞科落選之後,便一直以淳郡王弘暻府上賓客的身份在北京及京郊遊走。他曾創作《燕台新樂府》,在當時的士人之間頗受好評,以至於博學鴻詞科的中式者周長發還創作了和詩。祝維誥在京城與同樣落選的李鍇、王長住等人為友。在某次淳郡王府的宴會上,祝維誥為王長住作詩,其中寫道:

……況今天子甚明聖,旁求草澤行將更。良材豈遂老巖阿,完璞終須待徵聘。獨慘餘發星星白,尚向諸侯作賓客……

在博學鴻詞科落選後,祝維誥也曾回到浙江,期間他邀請李鍇前來淳郡王府邸替他侍奉淳郡王;然而由於祝維誥離開時間太久,李鍇在淳王府頗有些不自在,最後李鍇拜託王長住向淳郡王請辭歸山。祝維誥回京之後,也曾拜訪了慎郡王允禧。此後,祝維誥似乎一直在京城混跡,他的名號也屢屢出現在達官貴人的詩集之中,譬如錢陳羣、錢載、錢維城等人,甚至當時的大學士查郎阿和張廷玉也對他青眼有加:

先生少有才名,一直薇垣,公卿皆為延譽,查、張兩相國尤器之。屢隨清蹕,故灤河遼海風景,數見於詩……然沉淪下秩,久之當出補同知,而非其意所願,量遷內閣典籍。乞病以歸,未及家而歿。

與阮葵生“辛巳之冬,祝宣臣前輩維誥應斯役”的記錄相參照,祝維誥得到任命已經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事情了。如此看來,祝維誥在京城之中混跡了長達近三十年,而且他也不想去地方上擔任從六品的同知,寧可留在京城當一個正七品的內閣典籍。

祝維誥可能是京城幕友羣體中較為極端的案例,不過從他的經歷也能反映出,由於皇家對於風尚的引領,京城的文化氛圍還是以入仕為首選的;一旦考試失利,暫時寄身於達官貴人的幕府或許只是一個不錯的應急方案。當然,除了這些對於入仕抱有執念的士人,還有一部分士人確實不想進入仕途,但這些士人所面臨的問題恐怕更為嚴峻,因為這涉及了一個當時比較敏感的“盛世歸隱”的議題。

按照朝鮮使者柳得恭的記載,在乾隆晚期,朝廷的官員已經自覺地否定了“隱逸”概念:

吳照,字照南……照南託兩峯(羅聘)父子為《石湖漁隱圖》,請次修(樸齊家)擘窠題軸。翁覃溪(翁方綱)見而大驚,即抵書曰:“儒生不知事體,聖世安得有隱?”照南惶忙改裝,題雲《石湖課耕圖》。中州士大夫之忌諱文字類如此。

朝鮮使者對於清朝事物的記載,很多含有調侃與鄙視的意味,因此在敍述時難免有誇張的成分存在,不過翁方綱“聖世安得有隱”這一認知,在當時確實也不是一個孤例。在清代高級官員的詩文集中(尤其是乾隆朝晚期到嘉慶朝初期),類似的表達不在少數,譬如孫士毅曾寫詩給趙翼,開篇便是“盛世何容託隱淪,文章公等況如神”兩句;又如鐵保寫詩給馮應榴時,也曾言及“生當聖世難歸隱,胸少窮愁合著書。”畢竟,由於強大的隱逸傳統,隱士的存在多少還是指向着對於皇家統治的否定,甚至是對於帝王本身的質疑。

儘管乾隆皇帝不喜歡隱逸的概念,但他往往不能明説。作為皇帝,他必須要表現得具有包容且謙遜的姿態,因此一般不會直接地否定“隱逸”這一概念,但他偶爾會在詩文中調侃那些隱居之人,例如他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所寫的《煙溪釣艇》詩:

飄然蓑笠坐船脣,不挈漁僮獨理綸。

傲志羞登隱逸傳,釣魚多有釣名人。

對於託身隱逸欺世盜名一事,乾隆曾在《戲題馳煙驛》詩下註解中特別批判過明代的隱士趙宧光:

馳煙驛本寓幽人,隱亦當徵其假真。

吳下富翁樂山水,宧光曾此會嘉賓。

按:朱彝尊《明詩綜》稱,趙宧光字凡夫,吳人,饒於財,卜築城西寒山之麓,淘洗泥沙,俾山骨畢露,高下泉流,凡遊於吳者,靡不造廬談燕,廣為樂方云云。宧光託名隱逸,而梯巖架壑,構築精雅,甚且倚其貲財,廣結交遊,因以欺世盜名,豈可與陶潛、司馬承楨之流同日語哉?

皇帝對於隱逸概念的反感,多少也影響了乾隆朝那些不想出仕的士人——儘管有些士人確實隱居在京城附近的山中,但是他們絕不敢自比古代的隱士。

北京東郊的盤山是乾隆時期著名的隱逸場所。自康熙年間起,皇家出資在盤山開始修繕一些廢棄的建築;到了乾隆年間,建成了靜寂山莊作為皇帝遊覽休閒的處所,乾隆在位期間總共臨幸靜寂山莊二十九次。盤山周邊有寺廟百餘座,很多僧人、道人都選擇在此定居,甚至於一些不願仕宦的士人也都居住於此:曾經被推舉參加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的李鍇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另外還有石永寧、馬長海、陳景元、陳景中等人。在當時人的眼中,這些人都是著名的隱逸之士:方苞專門寫過《二山人傳》讚美李鍇與石永寧;而李鍇寫過《馬山人傳》,尤其讚揚了馬長海拒絕户部庫使的任命是“逃死、非逃富也”的卓越見識;李鍇還寫過《二陳生傳》,其中刻畫了陳景元、陳景中兄弟恬淡自適的性格。

然而,乾隆早年遊覽京東盤山寫下了《遊盤山記》,其中包含有對於隱者的譏誚,即質疑漢代田疇之後,幾乎沒有知名的隱士居於盤山。再加上“聖世安得有隱”這一在當時較為流行的政治認知,隱逸之士是不能把自己完全放置於朝廷的對立面的。因此,以上提到的這些隱逸之士往往與京城內的達官貴人有着緊密的聯繫:李鍇被認為是慎郡王允禧的忘年之交;馬長海是寧郡王弘晈的座上賓,且“王公貴遊爭欲識之”;石永寧、陳景元、陳景中等人的名號也經常出現在京城貴族的詩文集中。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慎郡王允禧稱讚李鍇的隱逸之時,絕不會忘記提及朝廷的文治:

《李眉山約過蘿村以道迂不果行寄贈》其二

行樂常過雙澗濱,風恬雲暖綠蘿春。

朝廷未乏徵賢詔,巖壑終歸姓李人。

日晚漁樵多靜侶,山中雞犬自為鄰。

如何白石清泉路,肯惹緇衣道上塵。

而即便是在為石永寧祝壽的詩作中,他的侄兒德保也不得不通過鼓吹“聖朝”的方式來嘗試消解入仕與隱逸可能會帶來的矛盾:

《祝二伯父東村公壽》其二

賢良真不愧,薦舉愜輿論

(伯父於雍正年間舉賢良方正)。

懷抱空千古,聲名徹九閽。

聖朝寧許隱,屢代況承恩。

誰識幽人意,盤阿獨寤言。

然而這些隱逸之人在當時真正的心態到底如何,實際上是很難從他們的作品中做出判斷的。受到京城社交風氣的侷限,他們幾乎不會在詩文中展露他們對於隱逸的真正態度。只有當李鍇作詩描寫那些身處京城範圍之外的隱士的時候,他的筆下才流露出了一絲羨慕之意:

《吳中二隱詩》

吳中二君,一為賣餅翁王來珍,一為小兒醫王建初。二君雖混跡駔儈,而吳傭賣書船,曾未離其門。頗有識者窺之,蓋古逸民之儔與?

高雲無媚姿,風江多橫流。所趨既特異,通塞隨所由。吳市雙隱士,慘淡無匹儔。一心不二跡,遂與屠販遊。越人善隨俗,趙岐聊自謀。大白蒙其污,魄臨高秋。徘徊歧路曲,張目懸深愁。渺焉望天末,所思隔滄洲。

這首詩結尾的兩句,或許正是在暗示,李鍇“張目懸深愁”的原因,是他無法像遠離京城的“吳中二隱”那樣享受真正的隱逸生活。

四、結語:“文治”下的京城文學生態

以上所述,主要展示了乾隆時期京城文學文化的立體面貌和複雜生態:從御製詩文擴大其接受羣體,到御製詩文“滲入”在京官員別集的現象;從皇帝推舉和臣僚認同“代言人”,到皇帝在科舉考試中“自命題、自答題”的行為;從京城下級士人寄身幕府,到士人普遍否定“盛世歸隱”的傾向。這些現象如此集中地在乾隆時期的京城被觀察到,實際上指向了朝廷的文治政策:皇家權力嘗試在文學領域建立其權威並擴大其影響,官僚階層積極地維護皇家在文學領域的權威性,而下層士人也會主動地附和皇家的聲音。

簡而言之,乾隆時期的京城文學狀態揭示出了各個階層趨向“文治”的共同主動性。朝廷的文治政策及皇家對於文學風尚的引領是一個先決條件;同時,眾多臣僚對於文學場域內皇家權威性的一致認可,以及底層士人對於皇家引領所表現出的積極認同的姿態,在討論乾隆時期的“文治”時也都不應被忽略。乾隆時期京城文學生態的本質,正是這種共同的主動性促使朝廷“文治”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穩固。但是,在這種穩固的文學生態之內,除了強烈的鼓吹休明的聲音,到底還有沒有潛藏着不和諧的情緒,或許也只能等到下一個時代才能夠清晰地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