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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林林門始建年代考辨
來源:《孔子學刊》 | 孟坡 李玉國  2021年01月15日07:58
關鍵詞:古典文學 孔林

摘要:曲阜孔林是孔子及其後裔的家族墓地。由於孔林林門始建年代史無明著,所以後世多依據建築的結構形態、建築元素和相關文獻資料進行推測,有“元至順二年”説和“清雍正年間”説。考諸典籍及前人研究成果,藉助碑文史料,筆者認為“二説”均是不當推測。《闕里文獻考》中的“建重門”,所建宣聖林神門系孔林第二個神門而非“建雙門”。據楊士聰的《重修林記碑》,筆者嘗試提出孔林林門是明崇禎七年(1634)維修時所創建的主張。

關鍵詞:孔林;林門;宣聖林神門

曲阜孔林,是孔子及其後裔的家族墓地,位於曲阜城北。

孔林林門,習稱“大林門”,位於至聖林坊後,是進入孔林的第一道大門。門立於台基之上,三間五檁,單檐懸山緑琉璃瓦頂,明間為斷砌造間,次間圍木欄。關於此門的建造年代,史無明著,後世多依據建築的結構形態、建築元素,以及《闕里文獻考》《宣聖林神門記碑》等史料推測,但説法不一:“元至順二年”説,此説法最早,為當今主流意見,目前導遊講解詞和景點説明牌皆採用此説;“清雍正年間”説,此説法最為晚出,系近年曲阜文物管理部門組織編寫的《遊讀曲阜》所提出的。

由於文獻史料鮮見此門有關記載,所以筆者在考證辨析歷史文獻資料的同時,藉助整理孔林碑刻資料過程中意外發現的一些信息,整理奉饗與眾,期待指正。

一、“元至順二年”説和“清雍正年間”説

1979年,曲阜孔廟、孔林、孔府恢復開放。1983年,為滿足遊客參觀和旅遊講解的需要,濟寧地區出版辦公室編寫了《曲阜觀覽》一書。該書主要由曲阜文物管理部門研究人員和曲阜師範大學部分專家學者撰文,是最早的曲阜遊覽指南。“元至順二年”説最早見於此書:

元文宗至順二年(公元一三三一年),孔思凱主持修建了林牆,構築了林門。

林門,神道的盡頭是孔林大門,俗稱“大林門”。

進入孔林大門,迎面可看到一洞深邃的拱門。拱門上有高大的“觀樓”。拱門上方門額石刻篆書“至聖林”三字,系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敕修。

由孔林大門到“至聖林”門這一段,是孔林前突出的部分,類似古代城市建築的月城。進得林門,有一條長約十華里的環林路向左右兩側延伸出去。

文中認為,孔林林門包括大林門和至聖林門,建於元至順二年。1987年出版的《曲阜孔廟建築》記載:“元文宗至順二年,五十四代孫曲阜尹孔思凱‘以樵林難禁,始作周垣,建重門’。重門即今日之大林門和二林門。”此説與《曲阜觀覽》觀點一致,並進一步明確了元至順二年所建的重門,就是今日的大林門和二林門。

1993年,曲阜孔廟、孔林和孔府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國家文物局的申報材料明確採納了“元至順二年”説,申報文本《主要文化遺產目録表》對孔林大林門記述為:

類別:古建築;名稱:大林門;數量:一;位置:孔林大門;時代:元至順二年(1331年);突出特點:門屋三間,懸山頂,五檁三柱分心式木架,門台斷砌造,門築於高台上,明間留出車道;價值:門台是宋元時期流行的做法,是斷砌造遺留至今的實物例證;現狀:保存完好。

文本中強調了孔林大林門斷砌造門台建築型式,認為是斷砌造做法遺留至今的實物例證。1994年,《孔子文化大典》也採納了“元至順二年”説:“大林門,孔林的正門,位於至聖林坊後。斷砌造,門築於高台上(台高1.10米),明間留出車道,是宋元時期的流行做法,與元至順二年(1331)‘作周垣,建重門’的記載正吻合,此門即為這年造。”此後,曲阜相關志書和著述以及導遊詞,大多采納“元至順二年”説,有的全文照録,有的在遣詞造句上作一些改動。

2012年,曲阜文物部門出版的《遊讀曲阜》,是《曲阜觀覽》的升級版。該書首次提出了“清雍正年間”説,並言之鑿鑿:

關於此門的始建年代,一直存在錯誤的認識,大多數據記述此門為元至順年間始建。主要依據是《闕里文獻考》卷十一有“作周垣,建重門”的記述和現存建築型式。“重門”一詞被現代人理解為雙重之門,即一併建了孔林大門、二門。但現存的至順三年《宣聖林神門記碑》是最為原始的史料,雖部分字跡有殘損,然仍可辨“崇建一門”的記載,一門即神門。碑文中是否有“重門”字跡,已無法明斷。即便有,當為喪葬禮儀之重門的稱謂,也可稱之為“凶門”,不可能同時存在“崇建一門”,又有現代意義的“重門”即雙門之意。至於明間券門低、次間斷砌高的建築型式,只是功能作用上的歷史傳承,主要是為了方便喪葬、祭祀、謁拜時棺柩、車馬、儀仗的出入。同時,也增加了大門的威嚴肅穆之感。通過現存柱礎皆用石鼓礅,中柱落地、柱頂直接承脊檁;邊柱稍有側腳,柱頂梁作,不用斗拱;單、雙步梁斷面幾成方形;懸山挑度較小等建築元素,明顯呈現出清式做法。明《闕里志•聖林》在描述當時孔林建築佈局時,明確記載:“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為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門也。樓南為林坊,匾曰‘宣聖林坊’,之前為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並未提及此門的存在。

另外,康熙年間皇帝謁拜孔子墓的史料中,只是記載:隨從官員至聖林門外下馬,皇帝過洙水橋至墓門降輿。也沒有明確記載大林門與二林門之間的概念,且今二林門處舊有樹立下馬碑1通。由此,我們可以推測,此門有可能是清雍正年間大修孔林時所建。

《遊讀曲阜》依據《宣聖林神門記碑》“崇建一門”的記述,提出不可能同時存在“崇建一門”,又有現代意義的“重門”即雙門;參照建築元素具有明顯清式做法和清康熙帝謁拜孔子墓有關史料記述,推測此門是清雍正年間大修孔林時所建的。

“元至順二年”説的主要依據是:林門建築的斷砌造結構形態具有宋元時期的流行做法,與《闕里文獻考》元至順二年“作周垣,建重門”的記載相吻合。“清雍正年間”説的主要依據是:其一,《闕里文獻考》“建重門”與《宣聖林神門記碑》“建一門”不符,“重門”不是雙門之意;其二,此門斷砌造,只是功能作用上的歷史傳承;其三,現存建築元素具有明顯清式特徵,與《闕里志》和清康熙帝謁拜孔子墓的文獻史料相吻合。

“元至順二年”説和“清雍正年間”説皆是依據建築的結構形態、建築元素,以及《闕里文獻考》《宣聖林神門記碑》等文獻資料進行的推測,“二説”的形成各有其因,有必要略加辨析。

二、“清雍正年間”説難以自圓其説

《遊讀曲阜》指出,清康熙帝謁拜孔子墓的史料中,沒有明確記載大林門與二林門之間的概念。此説法與孔毓圻《幸魯盛典》、孔尚任《出山異數記》等史料記載不符。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東巡泰山、巡幸江南後北還,過曲阜而祭拜孔子;謁拜孔子墓時,孔子六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毓圻率孔尚任陪駕。孔毓圻為記述康熙帝拜孔盛事而作《幸魯盛典》,康熙帝御覽欽定並作序。《幸魯盛典》記載:

聖駕……前行一里至聖林門,命從臣皆下馬,又半里,入觀樓門,衍聖公孔毓圻等跪迎道左。上顧笑曰:“爾等已先到此耶。”毓圻奏曰:“臣等從間道先來伺候。”

孔尚任《出山異數記》記載:

聖駕……前行一里至聖林門,令扈從臣皆下馬,行又半里,駕入樓觀門,衍聖公毓圻率尚任等跪迎道左。上顧笑曰:“爾等已先到此。”

兩文記述較為一致,均明確記載隨從官員至聖林門(大林門)下馬,又行半里,入觀樓門(或樓觀門,習稱二林門)。顯然,《遊讀曲阜》“沒有明確大林門與二林門之間的概念”的説法是欠妥的。由此可知,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聖林門也就是習稱的大林門是存在的。

台基斷砌造建築形態,最早見於宋《營造法式》:“若階斷砌,即卧柣長二尺,廣一尺,厚六寸。”《營造法式》這部建築典籍,頒刊於北宋崇寧二年(1103),是中國長期流行於建築行業的經久行用之法。斷砌造基座分為左、右兩個部分,中間分開留一條平整的道路,方便車馬從兩個基座中間出入。此建造型式,在宋代時比較常見,如《清明上河圖》中寺院山門的肋門就採用了斷砌造樣式。南宋蕭照《中興禎應圖》中的康王府大門,也是斷砌造。宋代及以後,斷砌造建築型式一直廣為流行,其方便車馬出入的特點,與孔林大林門的功能作用非常契合。

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去世後“葬魯城北泗上”(《史記•孔子世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孔子的陵墓受到重視,不斷擴充林地、增創建築。據統計,從漢代至清末孔林修建、增建達15次。歷次修築,修建者莫不精心設計、巧妙施工,其建築形態和建築元素,集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的建築規制和特點。但是,建築的發展與朝代的更替並不一定同步,在建造過程中遵照營造法式,延續傳統工程做法,或採用先進技術和工藝而留有當代建築形態和建築元素的痕跡,實屬必然。斷砌造台基在宋代時就比較流行,且一直影響元、明、清三代的建築。憑籍建築形態或建築元素推斷建築的建造年代時,其可作為“不早於哪年”的依據之一,但絶不可據此推斷“建於哪個年代”。

可見,建築形態或建築元素不是確定建築建造年代的主要依據。暫且不論《闕里文獻考》“建重門”之本義如何,單純以建築形態或建築元素“斷砌造法,是宋元時期的流行做法”而斷定系元代建築,或因“明顯呈現出清式做法”而推斷此門始建於清代,都是不嚴謹和不妥當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謁拜孔子墓時存在大林門,“清雍正年間”説不能成立。

三、《闕里文獻考》“建重門”之本義

依《孔子文化大典》所闡釋,查檢孔繼汾《闕里文獻考》記載:

元文宗至順二年,五十四代孫曲阜尹思凱,以樵牧難禁,始作周垣,建重門。

孔繼汾的《闕里文獻考》,成書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專考闕里(曲阜)及孔子故實,專辨舊志、新志之失,採擇豐富,去蕪取精,除經史子部文獻,還兼及作者所聞見之口碑資料,也利用了孔氏譜牒資料,為研究孔子及儒學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關於元至順二年(1331)孔思凱“作周垣,建重門”一事,《宣聖林神門記碑》有明確記載:

至順二年春,五十四代孫曲阜縣尹孔君思凱,慮竊有樵牧者,乃垣而周之,前臨通衢,崇建一門,甚為雄麗,榜曰“宣聖林”。

《宣聖林神門記碑》,元至順三年(1332)立,現存於孔林大林門西次間內,孔尚任《闕里志•陵墓誌》、《曲阜碑碣考》卷三丙部、《寰宇訪碑録》卷一二有記,駱承烈《石頭上的儒家文獻》輯録該碑。碑文主要介紹元至順二年(1331)宣聖林神門建造的緣由、時間、目的、意義和歌頌建造者的功績等。此碑立於宣聖林神門建造的次年,為最原始的史料。(見圖1)

圖1《宣聖林神門記碑》拓片

《闕里文獻考》中的記載與碑文所記基本一致,文中“建重門”即指宣聖林神門。既然碑文明確記有“崇建一門”,那麼把重門理解為雙門即今日之大林門和二林門顯然是不當的。《闕里文獻考》中所載“建重門”應另有其意。

考察孔林建築歷史不難發現,其實早在漢代時孔林就已建有神門。神門,指帝王陵墓祭殿的宮門。《闕里文獻考》載:

至東漢桓帝永壽三年,魯相韓敕修孔子墓。墓前造神門一間,東南造齋廳三間,易舊祠壇以石。

東漢永壽三年(157),韓敕在孔子墓前建造神門一間。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所載“孔林圖”明確標識金時孔林神門在今享殿處,墓門前有石人一對,石獸兩對,石柱一對。(見圖2)元至順二年宣聖林神門建造後,使得孔林內實際存有兩處神門,也就形成了雙神門。是否可以推測,《闕里文獻考》“建重門”的本義就是如此呢?

圖2《孔氏祖庭廣記》孔林圖

孔弘幹續修《闕里志》輯録《聖祖林廟落成紀功碑》中記述:

先是版築孔林圍牆千百餘堵,手植神道檜柏百餘株。今又重修帝王駐蹕之亭,創造聖祖享祀之殿。以神門隘陋也,架以觀樓而重其門於內外。以石橋卑小也,琢以欄杆而復兩其翼於左右。

《聖祖林廟落成紀功碑》立於明弘治七年(1494),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王拱撰寫。碑文記述了孔子六十一代孫代襲衍聖公孔弘泰重修林廟的情況,此碑現存位置不詳。孔尚任《闕里志》也輯録該碑,碑文記述:

先是版築孔林圍牆千百餘堵,手植神道檜柏百餘株。今又重修帝王駐蹕之亭,創造聖祖享祀之殿。以神門隘陋也,架以觀樓而復重其門於內外。以石橋卑小也,琢以欄杆而復兩其翼於左右。

孔尚任“架以觀樓而復重其門於內外”較孔弘幹“架以觀樓而重其門於內外”多了一個“復”字。“重其門”是指在神門上架建觀樓,形成了重門之制;“復重其門”是指在神門上架建觀樓後再次形成重門。至於原碑文是“重其門”還是“復重其門”,目前無從查證。但是,“復重其門”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有價值的信息,亦為元至順二年宣聖林神門的建造使孔林形成雙神門成為可能,也不排除孔繼汾撰《闕里文獻考》作“建重門”時受到了孔尚任《闕里志》“復重其門”的影響。《闕里文獻考》“建重門”的本義,應是從神門數量的角度來説的,指所建宣聖林神門為孔林的第二個神門,而非建造兩個神門。

關於明弘治七年孔林是次修建,《闕里文獻考》記載:“孝宗弘治七年,六十一代代襲衍聖公宏泰重修駐蹕亭及享殿、林牆、門樓,建洙水左右二橋,植檜柏數百株。”文中對弘治七年孔弘泰重修駐蹕亭及享殿、林牆、門樓等記述較為簡略,對始建享殿此等大事也一併帶過,記為重修之列。

東漢永壽三年(157)建造神門後,為保護先聖子孫墓,神門兩端接有矮牆(又稱壖垣),將孔子墓及子孫墓圍了起來。明弘治七年(1494),孔弘泰之所以在漢代神門位置處建造享殿(見圖3),是因為漢代神門早在明永樂年間就已失去了神門的功能。明永樂二十年(1422),孔子五十九代孫衍聖公孔彥縉在孔林思堂西新建墓門三間。墓門又稱墓道之門,兩側設八字牆,基本具備了神門的功能。墓門新建後,翁仲、甪端等石儀並沒有隨之移至墓門外,形成了現在洙水橋北先墓門、次石儀、次享殿、次壖垣的格局。

圖3《孔聖全書》孔林圖

孔林建築神門具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標誌性功能,凸顯陵墓的神聖。所謂:“聖人之林,靈寢於斯。”“入是門者,可不肅而畏悏而傷,動霜露之感者乎?”“是門之岧不及林喬,而名與天高,入是門者,曷不肅雍而盡敬恭哉。”二是實用性功能,禁樵牧以保護陵墓,免受破壞。所以,宣聖林神門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林門,其標誌性功能不容忽視。

孔尚任《闕里志•陵墓誌》亦載:“又北為至聖林坊並林門三間,內為神道,兩旁築高墉。又北有洞門,石鐫‘宣聖林’,乃舊林門也。上建觀樓,弘敞壯麗,額曰‘功參造化’。”文中稱宣聖林門為“舊林門”,説明當時有了新林門而改稱。這與《聖祖林廟落成紀功碑》《幸魯盛典》《出山異數記》的記載相吻合,進一步證實了元至順二年所建宣聖林神門就是現在所稱的二林門。現門額嵌刻“至聖林”,系雍正十年(1732)奉敕重修孔林時所改。《闕里文獻考》成書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此時“宣聖林”門已是“至聖林”門了。

綜上所述,元至順二年(1331)所建宣聖林神門,相對於東漢永壽三年(157)所建神門而言,是孔林的第二個神門,《聖祖林廟落成紀功碑》為之提供了有力佐證。《闕里文獻考》“建重門”的本義指宣聖林神門建造後形成了孔林雙神門,而不是建造“雙門”(大林門和至聖林門)。“建重門”與“建一門”表述不同但實質一致。

四、孔林大林門始建年代

查檢元至順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間諸多闕里文獻史料,均不見建造大林門的相關記載,孔林圖中亦不見(見圖3,圖4,圖5)。成書於明代末期的孔胤植重修《闕里志》記載:

先聖墓……墓門之前為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為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為林坊,匾曰“宣聖林”。坊之前為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萬曆二十二年山東巡按鄭汝璧、連標建。

圖4《闕里志》(嘉靖本)孔林圖

文中記述觀樓南為林坊,兩者之間沒有大林門。孔胤植重修《闕里志》成書於明崇禎年間(楊士聰為重修作序,署“賜進士第”。楊士聰為崇禎四年進士,可知此序寫於崇禎四年後,成書時間不早於崇禎四年)。可見,孔胤植《闕里志》成書時,孔林還沒有建築大林門。

圖5《兗州府志》孔林圖

如前所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帝謁拜孔子墓時,孔林有大林門。可以推斷,孔林大林門當建於明崇禎四年(1631)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據史料記載,這期間孔林較大規模的維修有三次,分別在明崇禎七年(1634)、明崇禎十六年(1643)和清康熙十年(1671)。

孔尚任《闕里志•陵墓誌》記載:“崇禎七年,兗東兵備道僉事李一鰲捐俸重修林門。”孔繼汾《闕里文獻考》亦載:“莊烈帝崇禎七年兗東兵備道僉事李一鰲,十六年六十五代衍聖公先後復加修築。”關於崇禎年間孔林這兩次維修,兩文獻記録均較為簡略。

近期筆者考查孔林碑刻時,在孔林觀樓內發現《重修林記碑》。碑文記載:

聖林殿閣門坊歲深漸圮,不修將頹矣。甲戌秋,兗以東備兵使□李瞻拜,囑孔令曰:“吾奉命巡東,應吾儕修者,無可俟並無可諉。”於是移鎮捐資,鳩工庀材,□孔令董其事,夙夜風雨,略無虛日,率作屢省,身親其勞。全敝者更,半敝者葺。先林坊,次林門,次林樓,次殿門,次享殿暨駐蹕亭、植楷亭、廬墓堂、齋肅所。易朽為新,增所未備。靡求雕□,柢蘄渾堅。飾以丹雘,煥乎一新。爰命石政琢獅二對。是役也,經始新秋,竣工長至,凡五閲月,齋沐告成而東矣。

《重修林記碑》高248釐米,寬83釐米,現鑲於觀樓內東牆。碑文系時任翰林院檢討楊士聰撰寫(見圖6),記述了崇禎七年(1634)秋至崇禎八年(1635)夏,兗東兵備道僉事李一鰲捐資維修孔林坊、門、樓、殿及各亭堂,鐫兩對石獅一事。此碑清孔祥霖《曲阜碑碣考》有記,名作《楊士聰重修林記》。文中記述崇禎七年“先林坊,次林門,次林樓”的修建次序,與孔林現存林坊、林門、林樓的順序一致。文中還提到此次修建“易朽為新,增所未備”,也就是説,增添了新的建築;“琢獅二對”與大林門和二林門前現存石獅相吻合。孔林門前安放守門石獅的目的是鎮守陵墓、辟邪納吉,按照安放石獅的傳統,如果沒有大林門,那麼林坊(原宣聖林坊)前是不可能安放石獅的。由此可以斷定,大林門當是崇禎七年新建的。楊士聰與衍聖公府關係交好,關於此年孔林維修,楊士聰還撰有《重修聖林門樓碑》,此碑現存於孔林大門裏東側。

圖6《重修林記碑》拓片

結語

孔林大林門具有斷砌造的顯著特點,但是建築形態或建築元素並不是確定建築建造年代的主要依據。《闕里文獻考》“建重門”的本義是指元至順二年宣聖林神門建造後形成了孔林雙神門,而不是建造“雙門”(大林門和至聖林門)。《闕里文獻考》“建重門”與《宣聖林神門記碑》“建一門”表述不同,但實質一致。明代諸多闕里文獻史料中不見孔林大林門有關記載,據《重修林記碑》“先林坊,次林門,次林樓”的修建次序和“易朽為新,增所未備”,尤其是門前“琢獅二對”的記述,孔林大林門當是明崇禎七年(1634)維修孔林時所創建的。

宣聖林神門,由於過分強調其“禁樵牧”的實用性功能,淡化或忽視了其標誌性功能,所以習稱“林門”(二林門、舊林門)。因為孔林大林門始建時間史無明著,《重修林記碑》鑲於觀樓內東牆,觀樓大門日常緊閉,此碑鮮為人知,所以人們多按照大林門宋元建築型式和《闕里文獻考》“建重門”的記述,推測提出“元至順二年”説,併成為主流説法,自在情理之中。